仿佛要与圆明园的举动互相呼应，负责禁城宿卫的步军统领定郡王载铨，一夜之间派兵封锁了京师各门，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虽然已经调集齐备，可是却被拦在东便门外，无法入城。皇宫上下也都笼罩着一股不安定的气氛，太监宫女们纷纷谣传，说载垣已经在大行皇帝的柩前即位的也有，说皇帝弥留之际，亲手将传国玉玺交给肃顺的也有，说不日即将有兵队进宫监守两位太后的也有。总之是一时间谣言甚嚣尘上，人心惴惴不安，

“嗣皇帝”载垣援了仁宗睿皇帝驾崩时候的成例，效仿宣宗成皇帝，就在初三日的上午辰正，即位成服一起办了，跟着连发三诏，第一次行使了皇帝的权力：以办理交涉不力，致辱国体，将直隶总督桂良褫职逮治；同时藉口胜保在剿办粤匪期间迟疑不进，摘去顶戴，谴戍新疆。这两人留下的空缺，直隶总督着原刑部侍郎穆荫补授，而胜保所属的部队，则被调拨在江南大营向荣的部下统带，参与金陵、扬州一带的剿匪战斗。

消息传到京里，一时间群情汹汹，大都是指责肃顺捏旨，载垣篡位的，其中喊得最响的，莫过于因病致仕在家的前体仁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祁俊藻了。

他自从那年中风之后，先是奉皇帝的命令在家养疾，过了一段时间，病情虽然好转了些，可是刚刚发迹起来的皇帝新宠肃顺，为了打压朝廷里看自己不顺眼的老臣，唆使党羽诸多阻挠，让祁俊藻复起的打算一直没能实现。一气之下，老头子索性破罐子破摔，连着四五次上表要求致仕。皇帝不知道是给他聒噪得受不住了，还是出于旁的什么考虑，总之最后是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加以厚赐，让这位三朝元老风风光光地退了休。

他在任的时候，一直不怎么把恭亲王放在眼里，可是不论是病中岁月，还是后来致仕以后闲居的日子，恭亲王都还是时常上门存问，反观有些抱上了肃顺粗腿的老门下、老相识，为了不招新主子恼怒，渐渐地也不与他来往了，这叫祁俊藻着实寒心得紧，也着实把肃顺恨进了骨头里去。更不必说肃顺还是一个贬抑满人、重用汉人的家伙，虽然祁俊藻自己身为一个纯种的山西人，可是做了四十年满洲奴才的他，早就把满人奉为理所当然的主子，哪里能受得了肃顺这么大逆不道的行径？

这一次的事情出来，几乎把老头子气得差点再次中了风。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祁俊藻虽然致仕，可是他历事三朝，门生故旧数不胜数，在当时的朝廷里可以说是一株老树。一怒之下，他串连起一帮在京的翰林来，对肃顺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大有活剥肃六一层皮的架势。

肃顺才不管这一套，就在载垣即位的两日之后，他带着护军营马队，飞快奔回北京，却留了端华在园上整理归装。圆明园离京师不过四十里地而已，肃顺有步军营统领载铨呼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只不过是一日之间，看起来几乎就控制了整个京城的局势。

翰林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仍是群起攻讦肃顺不已。加上袁潜一早在士子监生们中间做好的部署，一时间肃顺的名声可以说掉到了谷底。气急败坏的肃顺，在还京的第二天，就大开杀戒，抓了三五个闹得最凶的监生，投入刑部大狱，口口声声要开刀问斩。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以孙毓汶、潘祖荫为首的在京监生，竟然聚集起来上书，指责肃顺目无国法，罔顾社稷，以一己之私利而干大清律条，实在是罪不可赦。孙毓汶的父亲做过尚书，潘祖荫的祖父又曾经是大学士，两人都算官宦之家，在京师文坛之中声名非小，这一揭竿而呼，立时应者影从，你一言我一语，都是痛骂肃顺。

正在这帮笔杆子们闹得不亦乐乎之际，一个更加让人又惊又怕的消息从天津传来：夷人不满桂良的谈判不力，已经带着三百夷兵，从大沽口强行登陆上岸，沿着乾隆时候马戛尔尼进京的“贡道”，势如破竹一般地杀了进来。

僧格林沁的主力已经藉口防范夷人，翼卫京畿，调到了京师附近待命，而沿途上的八旗与绿营守军，又都是脓包不堪的草头军，将官一听说洋人来了，立刻风声鹤唳，望影而遁，恨不得爷娘多给自己生了两条腿，兵卒更是见样学样，跟着长官逃了个无影无踪。

最可怕的是，夷人竟然不知是跟谁学来的，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声称肃顺奸邪窃国，英法两国看不下去，来替大清皇帝出头，要求载垣从皇帝的宝座上滚下去，把皇位还给老皇帝留下的小儿子――载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