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等候的是个小伙子，喉咙里着通气的管子，因为不能讲话，只能用一块石板写字代替。我知道假如我的放治疗失败了，我就会和他一样。不过这情景并不太困扰我，因我的思想已全部集中在那个x线管上了，它爆掉了没有？最后技术员叫到了我的名字，他用微笑和我打招呼。“管子还行吗？”我急不可待地问。“嗯，可以”他若无其事地说。

“那昨天是出什么事了？”“我按错了一个按钮，我压到了紧急按钮。”

治疗过程风平浪静，我准备离开，同时开始抱怨——不是他的业务疏忽。“你知道”，我说：“你把我的治疗开始时间推迟了，在停车米表里我放的钱不够，可能会拿到停车罚单了。”“抱歉！”他回答：“学校的每一部门都有自己的预算和规定，其他部门会替你付罚金，假如是他们造成超时的话，但是这个部门不会。我不断的和他们说这是错了，病人不高兴的，但是他们不听我的，他们太小气了，你得自己付罚金了。”

我走了，真希望这个假期快结束，当然，并不是仅仅因为考虑这停车的罚金，我决定不了的是，是否要向泰特的上司报告，他的行为已引起了我的疑虑：我治疗的计量是否正确？x线光束是否聚焦了？假如说泰特并没有造成我身体的伤害的话，但他已伤害了我的心理和造成了应该是平静时间里的不必要忧虑。

如果一个病人举报泰特，他的上司可能不把它当回事，因为这举报出自于一个情绪失常的病人，即使他的老板接受了举报，充其量泰特可能只会受到一次训责。而假如我去举报他，那层级就不一样了，同事们会传来传去，我的申诉就不会被忽视了。其实没有一个申诉是可以被忽视不管的，假如泰特不适合它的工作岗位，其他的人因该和我一样也是明

白的。

还有，我知道失业的苦恼。我父亲刚到奥马哈的时候，它是一个工人，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油漆车厢，他的哥哥大伟是街道车公司的门房。我九岁那年，他们积蓄起了足够的钱，合作开了一家男人服装店——r.b衬衫店，就在奥马哈的市中心，高级地段，十四街和道格拉斯街的交口。他们生意兴隆，很快又开了第二家。事业依然兴旺发达，他们成功地实现了美国梦。那时在奥马哈没有什么限制的条款，他们就在最好的社区，榆树公园附近的敦迪区买了地皮，建造了二层的当时称为荷兰殖民地风格的房屋。里面有每个人的分开的卧室和放一辆汽车的车库，虽然他们还没有车。

我十一岁的那年，经济泡沫破裂了，他们失去了商店，也搬出了他们的房子，我们搬到了我外祖父母家中去住。我父亲失业，母亲在缝纫厂里做帽子，我弟弟和我则在城市的马路上沿街叫卖‘奥马哈蜜蜂新闻报’。我懂得了什么叫长时间工作：我白天上学是从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三点半，从下午四点到六点是叫卖报纸，从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是上希伯来语学校。

我尝够了失业所带来的惊恐的味道，所以之后我从来不解雇任何人。在我的行医生涯中，我以哥哥的权力将负责的位子转给了比尔，但事实证明他做得不比我好，最后他又将这麻烦转交给了营业经理。

我不能举报泰特，让他被炒鱿鱼。也许......大概......那是错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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