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收到恭王爷的书信，是在张亮基奉调转任湖广总督，接任因为剿办粤匪不力被皇帝撤职查办的徐广缙之后不久。

刚到长沙的时候，曾国藩仗着有张亮基的知遇，有皇上的上谕，有自己荡涤天下的一番雄心壮志，很是雷霆风云地推行了一番铁腕之政。他在省城办理大团，将罗泽南的一帮团丁从老家调来长沙，倚为发家的第一支力量；他又筹办审案局，凡遇到游匪或者形迹可疑之人，便立即抓获调查，不论是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还是一股香会，只要捉到了一律格杀毋论。最多的时候，十天之内便杀了十几人。

他并非不知道如此做可能会被扣上一顶残忍酷毒的大帽子，可是这几年土匪横行，肆虐成灾，治乱世当用重典，不下这样的狠手，实在不足以震慑那帮游匪。

好在他的举措得到了湖北巡抚张亮基的无条件支持，士民乡绅要求废除站笼施行仁政的状子，雪片似地飞往巡抚签押房，审案局里几个杀人手软的委员们也到张亮基那儿告状，甚至于以辞职相威胁。张亮基对此一概不理，反而称赞曾国藩有胆有识，刚强干练，叫了他去慰勉一番。

曾国藩感激涕零，引张亮基为自己的知己，从此更加卖力地帮助他绥清湖南。可是不久之后，随着全国风云变幻，长沙城里的政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武汉三镇失守，使咸丰帝大为震怒。署湖广总督徐广缙被革职严办，张亮基奉调到武昌，接替徐广缙的空缺。一直被张亮基倚为左右手的江忠源连同他的千名楚勇也被带去，剩下的五百楚勇编为一营，由江忠源的表兄邹寿璋、弟弟江忠济统带，作为大团的第三营，接受曾国藩的指挥。不久之前，郭嵩焘也已经离开长沙回湘阴募捐。

接着罗绕典奉命巡抚江西，潘铎因病告免，岳兴阿迁升湖北布政使，骆秉章又回到湖南来当巡抚。

新抚骆秉章走马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奏请朝廷调老僚属徐有壬从云南到长沙来当布政使，又向朝廷推荐衡永郴桂道陶恩培升任按察使。一时间，湖南高级官员经历了一次大洗牌，与曾国藩合作无间的上司、下属都被更换一新。

在曾国藩看来，骆秉章庸碌、徐有壬平凡、陶恩培无能，他从心里压根一个也瞧不起。信用自己的张亮基一走，今后做事会有掣肘，那是确定无疑的了。但他不顾这些，仍然像张亮基在长沙时那样我行我素地干下去。

恰在这时，恭王爷的一封密信从京里送到，信中剖析利害，言明如今上援已去，新抚骆秉章又是昏聩之人，身旁小人佞谀之辈数不胜数，在长沙继续办理团练并不容易。恭王爷劝他移驻衡州，一则可以避开这些不必要的应酬，二则衡州多水，将来剿灭太平军必在江上作战，为将来计，衡州正是一个训练水军的好地方。

这封信曾国藩虽然觉得有些道理，可是并不打算照办。他墨绖出山的雄心壮志，岂能因为张亮基的离任便化为乌有？如今受这么一点挫折便弃长沙而走，还谈何荡涤天下！何况骆秉章也非三头六臂，自己奉旨办团，还能给他吃掉不成？

于是他给恭王爷回了一封长信，陈明自己的志向，以及在长沙重新开创局面的愿望。信送出去，曾国藩禁不住叹了一口气。坚持，坚持，真的能够坚持下去吗？

中国的官场，讲的就是人情，走的就是关系，凭的就是靠山。曾国藩的靠山走了，他又是一个既不愿意送人情，又不屑于跑关系的人，自然很快受到上司的打压，同僚的排挤。

尤其是审案局连审了几次牵涉到抚标兵丁的骚扰案件之后，曾国藩与骆秉章的关系变得一触即发起来。曾国藩认为湖南的官员暮气深重，要用新人来替代，更是捅到了骆秉章的肺管子。于是骆秉章暗自指使亲信，在绿营训练会操的时候既不积极参与，又故意给曾国藩脸子瞧。

曾国藩一气之下，写了一封长信，叫人送给远在武昌的总督张亮基。照大清制度，各省的绿营统归总督节制，地方巡抚除带提督衔外，是不得干预兵事的。张亮基原本就信任曾国藩，听说骆秉章如此刁难，自然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复了一函，叫曾国藩依照军法国法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