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19日，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第十六代皇帝——崇祯皇帝自杀，明帝国宣告灭亡。4月，满洲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精锐的满洲八旗，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李自成被迫于4月30日撤离北京。满洲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北京登基，满清王朝开始统治中国。5月，明朝宗室后裔、崇祯皇帝的堂弟朱由崧在南京即位为皇帝，建立了“南明政权”。
1645年6月，李自成被地主武装杀害，他所建立的农民起义政权也随之灭亡。同月，满清亲王多铎率领八旗大军攻陷南京，南明皇帝朱由崧被斩首。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向全国发布“剃发令”，勒令全国人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引起人民的强烈愤怒和反抗。在江南，有上百万人民因为反抗满清暴政而被屠杀，满清贵族企图通过血腥镇压的方式，巩固他们的**暴政，大半个中国在铁蹄下呻吟！
1646年12月，满清肃亲王豪格消灭了割据四川的“大西”农民起义政权；除了割据云南、贵州的南明皇帝朱由榔外，全国基本被满清王朝统一。全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暂时忍受满清贵族的残酷压迫。这种日子究竟还要持续多久呢？
1650年，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亲率10万八旗精锐部队攻击朱由榔的南明政权，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大陆残存的最后一个反清势力。经过两年的苦战，多尔衮攻陷了昆明，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逃亡缅甸，不久被杀害。南明政权就这样灭亡了，满清王朝终于统一了中国。清帝国实际上的决策者——摄政王多尔衮是一个精力充沛、阴险狡诈、善于玩弄政治手腕的典型满洲贵族。他利用被征服人民内部的矛盾，予以分化统治，一面维持森严的等级制度，一面又给自己加上“温和”“开明”的伪装，骗取被征服人民的信任。满清帝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征服者，它统治的不是人民而是奴隶，它最大的任务就是压制这些奴隶的反抗。
1654年2月，多尔衮在班师经过四川时坠马受伤，终于在几天后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享年41岁。此前满洲贵族取得的胜利，几乎完全是因为多尔衮的高瞻远瞩和心狠手辣，现在多尔衮却突然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个地域辽阔、危机四伏的大清帝国。满洲贵族都盯着多尔衮留下的权力真空，随即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政治大搏杀！
努尔哈赤的侄子、郑亲王济尔哈朗诬告多尔衮生前犯有“谋反大罪”，要求彻底清算多尔衮的“罪行”，引起多尔衮的哥哥、英亲王阿济格反对。满洲贵族济尔哈朗、索尼、苏克萨哈密谋逮捕阿济格，彻底清除多尔衮的残余势力，但计划泄密，阿济格抢先下手逮捕了索尼、苏克萨哈，控制了北京；济尔哈朗则逃往关外，组织起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满洲内战正式开始。这场残酷的内战持续了近两年，满清帝国的大部分实力都被消耗殆尽，精锐的八旗军没有用来镇压南方的人民起义，反而消耗在内战的战场上。最终，英亲王阿济格在蒙古人的帮助下打败了郑亲王济尔哈朗，收复了关外辽东的土地，但满清帝国的统治已经是摇摇欲坠了。这场满清帝国内战，对中国历史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它是后来中国几百年历史的转折点！
在满洲贵族内战的同时，南方的反清起义军已经日益壮大，规模甚至超过一百万人，分散在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完全截断了北京与南方各省的联系。满清贵族能够控制的领土，只剩下黄河以北的几个省份，清帝国的**暴政，眼看已经岌岌可危。
1655年4月，割据厦门的前明将领郑成功在江苏沿海登陆，包围南京，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清帝国的江苏巡抚被打的大败，南京城内一片恐慌。但因为粮草供应不上，郑成功没有来得及攻下南京，就被迫撤退。第二年3月，郑成功再次率领15万大军在江苏登陆，再次包围南京，但这次又陷入了粮草缺乏的困境。6月，为了筹集军粮和军费开支，郑成功召集江南富商的代表开会，颁布了《江南善后布告》，规定了三条原则：
1、只有明朝皇室的后裔才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一旦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将拥立万历帝的嫡孙朱由槿为皇帝。
2、打败满洲贵族后，决不会效仿崇祯皇帝横征暴敛的政策；在江南征收任何税款，都会事先征求江南富商们的同意。
3、恢复明朝政权后，将给予江南富商很大的政治权力，允许他们对政策发表意见，主持明帝国的行政工作。
这三条保证，等于说把许多权利都赋予了商人，对商人这样优厚的待遇是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过的。这样，江南的商人们终于同意支持郑成功，在此后2个月里为他提供了25万石军粮和10万两白银，作为他继续进攻南京的保证。不过，经历了明朝末年的倒行逆施和满清贵族的残酷镇压，江南商人对任何人都不完全信任了，他们迫切希望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一年的秋天，江南丝绸商出资8万两白银，收编了一支起义军，拉开了江南商人组建军队的序幕。在短短的半年里，江南的丝绸商、茶商、陶瓷商纷纷出钱收编农民起义军，把起义军变成了富商控制的武装。后来商人控制的军队达到20万之多，甚至超过了郑成功的军队——这也为后来的商人政权打下了基础！
1657年，郑成功终于攻陷了南京，接着趁热打铁率军渡过长江，收复了扬州、淮南等地，但在淮北被满清八旗主力部队打的大败，几乎一半主力都被消灭，被迫撤回南京。听到郑成功大败的消息，江南商人居然弹冠相庆，他们决定借此机会踢开郑成功，建立完全由自己掌握的政权。1657年10月，江南大商人在南京召开会议，讨论恢复明朝政权的事宜。经过7天的讨论，会议决定解除郑成功的兵权，将其剩余6万军队编入商人建立的军队，江南商人完全掌握了一切兵权，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此之前，谁又能想到，最终巩固全国政权的不是满清贵族，也不是郑成功，而是这些看似平常的江南大商人？
1658年1月，江南商人拥立万历皇帝的孙子朱由槿在南京即位，新明帝国正式成立。新明帝国的大权由商人组成的“帝国议事会”操纵（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议会”性质的机构了），由议事会任命“内阁”主管行政事务。8月，帝国议事会任命屠大川为北伐军统帅，率领22万明军出师北伐。由于满清帝国的实力损失很大，几乎无力抵抗明军的北伐。9月，新明帝国北伐军顺利攻克河南、山东两省，渡过黄河进入直隶境内。11月，明军与清军在真定会战，清军大败，号称“百战百胜”的八旗军几乎全军覆没，大批满洲高级将领都战死沙场，清王朝的灭亡眼看已经不可避免了！
1659年1月，明军开始进攻北京。满清贵族提出与新明帝国举行和谈，但是新明帝国怎么可能接受？眼看谈判没有指望，英亲王阿济格、安亲王岳乐、领侍卫内大臣鳌拜等满洲贵族只得逃往关外，逃回他们15年前的故乡，北京随即被攻陷，短命的满清王朝宣告灭亡，它对中国15年的残酷统治，也成为了一场噩梦。6月，明军攻陷山海关，北伐战争圆满结束了。第二年，关内各省全部被明军收复，在旧明帝国灭亡16周年之际，新明帝国终于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在名义上，皇帝还是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实际上，在明帝国复辟后，“议事会”和“内阁”掌握了一切大权，所有行政事务几乎都由内阁处理，皇帝成为一个徒有虚名的傀儡君主。新明帝国的最高决策权被议事会牢牢掌握着，军队也是由议事会控制的；而帝国议事会的决策权，实际上又完全由江南大商人掌握的，是大商人的垄断政权。因此当时有一种说法：“新明帝国的大权实际上是由江南的丝绸贩子、陶瓷贩子、盐贩子和茶叶贩子掌握的”，这种说法虽然刻薄，却也形象地揭示了新明帝国“商人政权”的本质。
1664年，帝国议事会宣布恢复中断了2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允许儒家地主官僚进入政府；新明帝国的中下层官职如知县、知府等，基本上由出身科举的儒家官僚担任，高级官职则由江南的大商人担任。帝国议事会通过了《恩荫条例》，允许大商人的子孙不经过科举考试，直接担任重要官职，这就使商人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虽然新明帝国的权力大部分归于大商人，但中小商人、地主官僚也不是没有发言权，大商人并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新明帝国政府在各种势力之间保持着微妙平衡，形成了实质上的“君主立宪制”。
（这种君主立宪制度，比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还要早20多年！）
新明帝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财政税收问题，因为旧明帝国和满清帝国的财政体系搞的都是一团糟，劳民伤财，而且效率低下。江南商人们深受前明财政体系混乱之害，因此决定彻底改革财政系统，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1668年，议事会成立了专门的“帝国财政部”，并将帝国预算分为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两部分，这已经具备了现代国家财政制度的雏形。不久，议事会又开始试行“包税制度”，将山西全省的赋税承包给山西票号，由票号代为征收、押运、上缴国库。“包税制度”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的收税任务转包给私人经营的票号、银行，从而大大提高了帝国政府的财政效率，增加了帝国财政收入，并且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被称为新明帝国“最伟大的改革措施”之一。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英国、法国，与此相似的“包税制度”也在紧锣密鼓地推广之中！
1685年，全国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和江南之外，都实行了包税制度，明帝国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近代金融资本也开始形成，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蓬勃发展。精明的山西票号商人利用包税制度为自己获得了大量流动资金，再用这些流动资金进行工商业投资、施放高利贷、贩卖各地特产品，从中大赚一笔。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山西商人的政治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明帝国基本形成了江南商人和山西商人“双头统治”的格局。尤其是山西三大票号的掌柜商人，一时间权势熏天，掌握着帝国的财政命脉，被当时的人们尊称为“白银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