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的人利用自己有病来控制别人，有的母亲假装生病不让小孩假期中出城，有的关节炎病人蓄意拒绝活动，以至于最终被锁在轮椅上只能依赖轮椅而活。

也有人能从疾病中得到享受的。二次大战中，在西西里岛，我双手被汽油爆炸而严重烧伤，用绷带包裹着看上去像戴了付拳击手套。接着我又得了腹泻，没有马桶，只有大太阳下的公开的厕坑，我不能去掉手上的绷带，非常的难受，但我还是不想马上痊愈，因为我很开心有了一个庄严的理由而不用参加战斗了。

有时候疾病几乎是受欢迎的。假如我的毛病肯定会好的话，我的生活将会变坏一半，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对我特别客气，没有人不同意我的话，没有人会和我讨论节食，我还不时地能收到一些美的小礼品。我得非常小心，不要让自己为自己感到遗憾，不要变为矫揉造作或颐指气使。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处境并不坏，我的生活也可以啦：美好的家庭，成功的事业，受人重视，工作满意。但很多人并不如此，比如我的一些病人，有的只是令人头痛的麻烦，无怪乎他们在被允许躺下片刻和卸去负担时会感激涕零。

治疗第二十天

我不要她陪着，但娣坚持要陪伴我去治疗。在我到了自己能去的年龄时就拒绝我的母亲陪我去看牙医或别的一生。现在我结婚了，同样不让我妻子陪着我。

我和娣是1942年，就在珍珠港战役后在怀俄明州的春音市结婚的。我们全体人员都处在警戒状态，只要一有命令便会随时出发。我白天不能请假离岗，只能在值勤之后的傍晚才能进行婚礼。没有时间度蜜月，我们住进一家汽车旅馆，一周以后部队调动，我离开了怀俄明的山区。大概婚后五个月，我随部队又离开了二年半。直到战争结束我回家后才完

全意识到，分离对于守在家里的人比起远赴海外的人来说是更为艰难。我总知道自己在哪里和处境如何，而娣却因为军事保密而一无所知。凡当有重大的军事计划实施，处于保密原因，士兵的家信就被停止发送，虽然我的家信写得很勤，她也会有时几个月得不到我的消息。只有在我回家之后才真正理解我提出结婚是多么的自私，因为我远在海外之时就能体会到我的不在对娣意味着什么。我们长年生活在一起，她和我一样也在这条肿瘤的船上，她陪我去看医生是公正的。

在医院里她被留在了候诊室，不能进入x线治疗室，我知道她留在候诊室里是会很不舒服的，会看见没有头发的人，不能说话的人和消瘦衰弱的人。

治疗一结束，技术员便叫上娣和我一起进到小小的检查室。没等多久医生进来了，和我握手，和娣打招呼，然后开始了常规的问题：你觉得怎样？喉咙痛吗？有没有觉得疲劳？有呼吸困难或吞咽障碍吗？一边便快速的检查了我的皮肤，显然并没有注意到那片发红的地方。整个看诊五分钟内结束了，她的快而严肃，不容交谈的看诊肯定会让娣觉得不舒服。我更是尴尬，让她看到了我从同事那里得到的草率马虎。

我们开车回家，一路无话，也许我们在想着同一个事情，明年这一时候我们还会在一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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