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犹疑地看着我。其实，海伦和艾弗瑞特并不赞成喝酒，所以才用苹果酒待客。她勉强笑笑，不问我橄榄了，却谈起工作的事，”工作找得怎么样？”她一边客气地问，一边在冰箱里翻找。

”还没找到。”

”艾弗瑞特和我都在为你打听呢，”她说，”我们一有消息就马上通知你。”说完她拿起一罐腌黄瓜冲出了厨房。

”嗨，你这蠢女人！”我叫起来，”那不是橄榄，是腌黄瓜！”

我摇晃着走回客厅。音响放着华尔兹，我妻子和霍华德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安静缓慢地旋转。我注意到霍华德已经把腿伸到我妻子大腿之间了。我喝了一大口酒，欣赏着他们。他们还挺般配。我举杯向他们致意，他们却没看见。我厌世的样子与骑士的风度，算是白摆给他们看了。

我的左边，一男一女在谈论智利和智利难民。看来她负责难民事务，工作上有些棘手的事。难民因为政治宿怨而分裂，不愿学英语，有一个没有有效驾照还总要开车。两个人的声音真切尖利，在我耳边分分合合。我看着妻子，正被娴熟地引领着，滑步、转身、转身、滑步。她的头上是霍华德的脸，面具般漠然的表情下暗涌波涛。

沙发上方的壁钟显示现在才10点，还有两小时才进入新年，但时间马上就过得快起来，因为我有幸卷入了一场政治辩论。我不懂什么政治，但我的对手也不懂。我总是发现，激烈辩论有赖于辩手的无知，辩论的人越无知，辩论就越激烈。这场辩论一下便激烈起来。有人马上便指责我是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他们毫不客观的论断让我很开心。我站在那儿，眉开眼笑，腿扭来扭去。时不时，我回到厨房把杯子加满，他们跟在我身后，激动地叫嚷着种种数据和类比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