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工人小野宪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8年，他开始采访附近的一些农民，这些人曾于南京暴行期间在若松师团服役。小野是个单身汉，因为工厂每次轮休有36个小时，他又没有家庭责任，所以有时间全力投入这项工作。据报道，6年以后，小野已经访问了大约600个家庭，采访了200人，从30多本日记中影印了20多本，把他与7个人的谈话做了录音。他的一些发现发表在《金曜日周刊》周刊上，被赞誉为是第一个完全采用日本本国的资源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研究的成果。或许小野最后会就南京大屠杀出版一部重要的书，但与此同时，他却生活在可能会遭到报复的阴影之下。由于担心成为日本右翼狂热分子的袭击对象，小野甚至拒绝拍照。

自愿承担的审查

日本审查制度破坏教科书的行为不仅是仅仅由政府做出来的，媒介为了保护自己，也运用了审查制度。私人机构的自我审查微妙而诡秘，难以使人察觉，因而往往比政府的审查制度更为阴险。

日本的电影发行商在电影《末代皇帝》中对南京暴行的镜头所作的手脚，明确地说明了日本自我审查的存在。1988年，日本富士电影发行公司从伯纳多·贝托鲁奇这部关于溥仪生平的影片中剪去了30秒描写南京暴行的镜头。贝托鲁奇知道此事后，当然十分愤怒。他说："在未经我授权甚至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日本发行商违背了我的意愿，将'南京暴行'的全部镜头剪掉了。他们还对新闻界说，我与制片人杰里米·托马斯早就打算肢解这部电影"，贝托鲁奇声明："这种做法完全是错误的，令人厌恶。

贝托鲁奇的强烈抗议迫使发行商们马上恢复了被剪去的镜头。发行商为他们的行为找了很多借口。富士电影发行公司的负责人久保谷，为该公司行为造成的"混乱和误解"道歉，他解释说，他的公司只是认为影片中南京的镜头"太惊人了"，不宜在日本放映。他说，"剪这部影片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没想到它会成为这么大的问题"。该公司另一位发言人，斋藤告诉记者，剪去这些镜头是"出于对日本观众的尊敬"。一位日本的电影评论家中根猛彦分析认为，决定剪去这些镜头是源自于发行商的胆小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暴力威胁。这位评论家告诉记者，"我相信这部电影的发行人和许多剧场主是担心右翼组织会在剧场外闹事，"他还说："一些这样的人还在认为，日本在中国和二战期间的行为是圣战的一部分"。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辩论

日本有勇气写关于南京暴行的书的人，常常面临冷酷无情的攻击。这里以洞富雄和本多胜一为例。洞富雄是早稻田大学的日本史教授。1966年，为了调查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他访问了中国。后来，他出版了几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本多是《朝日新闻》的一名获奖记者，他打破了日本新闻界反对讨论南京大屠杀的禁忌，分别于70年代和80年代访问中国大陆，采访幸存者。他的调查结果首先在《朝日新闻》和其他杂志上发表后来汇编成书。洞富雄和本多都作出结论：在1937-1938年间，日本士兵在南京杀害了大约30万人。

他们两人在日本都遭到了猛烈的恶毒攻击。对洞富雄和本多进行恶毒的一个批评者是铃木明，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作家，在一篇名为"南京大屠杀的假象"的文章中攻击洞富雄和本多的调查结果。铃木指责说，洞富雄和本多的故事都是编造出来的，没有足够的原始资料能证明大屠杀，南京的暴行是一个"假象"。根据他的文章而编篡出的书获得了《文艺春秋》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奖，并从日本的文艺批论家那时获得了"令人敬佩"和"勇气可嘉"的美誉。当洞富雄发表了一系列反驳文章时，日本许多著名作家立即站到铃木明一边，为他辩护。

另一位批评者是田中正明，他自称是松井石根的门徒。1984年，他出版了一本针对洞富雄的书，名为《"南京大屠杀"的编造》，书中使用了松井的战时日记。为了指责本多传播"敌人的宣传"，田中说，与欧洲或中国不同，"在日本全部历史中，找不到一例有预谋的系统性地谋杀的例子"。他写道，这是因为日本人与西方人和中国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篡改者们尾随之，田中也参加到对洞富雄和本多的攻击中。右翼作家渡边省一为田中的书做了序，他也猛烈地攻击本多，认为本多"不仅往当时的日本官员和老百姓身上，也往所有的日本人，甚至尚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堆积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