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担两端挑着装有小饭碗和茶壶的篮子的小食贩；在露天工厂弯腰织丝绸的手工织工；手工擀面的面店雇工；沿街叫卖锡器的锡匠；在雇客门前修鞋的鞋匠；在馋嘴的孩子们眼前制作出来的糖果，这些孩子的手中捏着中间有孔的铜钱；推着吱吱作响的独轮车的人，车上高高堆起的柴草让人既看不见车也看不见推车人，但是新气象也随处可见——正在逐渐取代泥路和石路的沥青路；最终取代汽灯、蜡烛和油灯的电灯；水龙头里流出的水代替了装在桶子里、在街上卖的水；坐满了军官，官吏，外交官的大、小轿车不停地按着喇叭，穿行在道路上，路上满是人群，有人力车夫，拉着蔬菜的骡车，缓慢前行的成群的行人和牲畜——狗、猫、马、猴子．甚至间或还有水牛或骆驼。

但是有些古老的东西让人感觉它是决不会变化的。环绕这个城市的是建于明代的古老而又巨大的石头城墙，有一位传教士称之为世界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他宣称，如果允许登上城墙之顶，肯定会看到中国最壮观的景象，从城南端的城墙顶上，越过修有缺口的灰色城墙可以看到，工人住宅区的土灰色砖瓦，有钱人家红色和灰色的瓦屋顶，然后转向北方，隐约可见的是政府区的高大的现代建筑物；政府各部和使馆按西方样式修建的大楼。

凝视东北方，可以辨认到背对着紫金山深黑山脉的白色耀眼的中山陵及散落的乡间别墅，这些别墅的所有者是南京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然后再看西北，闪现的是江边的工业活动：工厂中冒出的烟雾，运煤港筑出的污水，附近码头的汽船和战舰，通往北方和上海——南京之间铁路和铁轨穿过城市并在北部郊区的下关站交汇。沿着地平线，还能看见巨大、喧嚣的长江绕过南京城蜿蜒流向西北。

在1937年的夏天，南京所有的这些显赫与不合谐都在沉睡之中。潮湿闷热的空气久已使这个都城拥有“中国三大火炉”之一的称号。炎热混合着附近田野上泥土的刺鼻气味，使许多有钱人在酷暑中出城去海滨避暑地。对那些留在城里的人来说，夏天是经常瞌睡的日子，是懒洋洋地摇着蒲扇和竹扇的日子，最用竹席在屋前挡日晒的日子，夜晚邻里们走出火炉般的房屋，搬着藤椅涌入街道，用闲聊打发夜间的时光，然后在露天入睡。

没有人料到，几个月后战争会打到自己的家门口——把他们的家园投入烈火，街道浸透了鲜血。8月15日，金陵大学心理学讲师张小松正要午睡，突然听到刺耳的警报声。她想：“是不是在搞空袭演习？为什么我没有在早报上看到通知？”

当8月初中日军队在上海开战时，南京政府也被迫准备敌人可能会进攻其它地方，中国官员不仅在城市内举行了空袭演习，还命令居民伪装房屋及修建防空洞。整个南京城里，人们把房屋的红顶和白墙涂成黑色，在地下挖洞以备躲藏。张心有余悸地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就像是在准备“一场盛大的葬礼”。

因此，8月15日这天，在听到第二遍警报时，张小松警觉起来，但是在她同屋的朋友们劝她相信这是又一次演习，于是，她又回去躺在床上，街到她听沉闷的隆隆声，就像是炮声时，她又爬起来。“哦，这是雷声。”她的一位朋友说完又去读小说，张再次回去躺下，为自己大惊小怪而羞愧，直到她听到准确无误的枪炮声和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响声。就这样，南京经历了它历史上的第一次飞机轰炸。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南京经历几十次日军的空袭，居民被迫躲进地下室、壕沟和地上挖的洞中。日本飞行员不加选择地轰炸这个都城，对准学校，医院、电厂和政府大楼，成千上万的人被迫逃离这个城市，其中既有富人也有穷人。

邢峰鑫，现在是旧金山的开业中医，回忆起在1937年秋天和父母逃离南京时那种恶梦般的混乱情境。当时的邢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他包起自己珍爱的收藏物准备上路：弹弓和石弹。祖母交给他的当铁路技师的父亲几个玉的和银的手镯，以备以后急需时典当用。藏着他们一家去汉口的火车拥挤不堪，成百的难民找不到座位只好坐在车厢顶上，还有一些也找不到座位的人就悬在火车下面，他们的身体离铁轨只有几英寸。在整个旅途中，邢不断地听说有人被甩出火车或卷进车轮。旅途中日本轰炸机袭击火车，他们全家只好跳离火车躲进一个墓地，邢才总算幸免于难。

我自己的祖父母也是在南京撤离中险些永远地失散了。1937年秋天，我的祖父张铁君，一位诗人和记者，政府的国民党哲学的教员。在日本轰炸首都时，他和家人被迫不断地躲进用木板和沙袋掩盖的沟里。到10月，他认为留在南京对我祖母（当时她是一个20多岁的孕妇）和姨妈（当时是一个11岁的幼儿）不安全。两人回到外祖母在乡下的娘家，一个靠近无锡的村庄。无锡是位于南京和上海之间的太湖边的一座城市。

到11月，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我的祖父离开南京去看他的妻子和家人。几天后回到南京，他发现他的工作单位全体在忙于整理行装准备撤离这个城市。据说，已经决定他所在的单位乘船前往长江边上的一个城市——芜湖，祖父带信给家人，让他们立刻前往那里与他会合。

但是他们差点没有能赶到那里。日军的空袭摧毁了我祖母娘家与芜湖之间的铁轨，唯一的通道是乘小船走遍布这一地区的纵横交错的狭窄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