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不只一个教师由于在宣读时偶尔打了结巴而自杀，以谢亵渎圣文之罪。

30年代日本的教育体系已经军事统制化和行动机械化。一位来访者在参观了一所小学之后，看到几千名儿童挥动着小旗，步伐一致地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不由得发出惊喜的感叹：显然这位参观者只看到了纪律和秩序，却没有看到纪律和秩序需要借助虐待加以确立和维持。教师的行为就像残暴的教官，左右开弓打学生的耳光，对学生拳打脚踢，或用竹剑木棒不停地抽打学生的现象司空见惯。学生被罚背重物，跪地板，赤脚站在雪地里，或围着操场跑，直到精疲力竭而倒下。可以肯定几乎没有人是由于愤怒而来学校访问的，即使是十分挂念学生的家长也难明真相。

如果学生决定当兵，那么绝对服从上级的压力就更大。经常发生的高年级学生对新生的恶作剧，残忍的恃强凌弱，压碎了所有的个人主义精神。服从被说成是最高的美德，个人的自我价值观被取代，个人的价值不再与个人有关，而就像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小齿轮。为了把个体的个性“升华”到集体的共性，上级军官或老兵经常无缘无故地打新兵耳光，或用大木棒猛抽他们。据作家入谷敏男说，军官们还经常用这样的话来解释他们任意惩罚的理由：“我打你不是因为我恨你。我打你是因为我关心你。你以为我是疯了才干这些事而把自己的手打得红肿流血吗？”一些年轻人经不住如此残酷的肉体折磨而死去；另一些人自杀身亡；而大多数人则经受了锻炼，使军方可以把一套新的人生目标灌输给他们。

对有抱负的军官来说，训练也是一个十分残酷的过程。20年代所有的军校学员都必须经过在市谷〔在东京都新宿区）军事学院的学习。营房过分拥挤。教室没有暖气，食物也不充分，这地方更像是座监狱而不像是所学校。日本军校的训练强度超过绝大多数西方的学校：在英格兰，一个军官必须完成1,37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45小时的课外自习，而在日本的标准是3,38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765小时的课外自习。学员们不但要坚持每天规定的超强度的身体锻炼，还要学习历史、地理、外语、数学、科学、逻辑、绘画和书法等课程。每门课程都要力求达到完美的目标和优异的成绩。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军校学员必须接受“只知有胜利的思想”。学员们对任何一点失败的迹象都十分恐惧，以致为了减少有人自杀的危险而不敢分开考试结果。

军事学院本身就像一个孤岛，与世隔绝。日本的学员既不享有隐私权，也没有机会培养个人的领导才能。学生读物经过严格检查，而且没有闲暇时间。一位西方作者这样评论日本军官：“在这些可塑造的年代里，他们被隔绝于一切欢乐、利益和影响之外，在他们活动的那个狭隘的环境中渗透了特殊民族和特殊军队的宣传。从种族心理上来说，日本已经远离了我们，而这些军官则离我们更远。”

1937年夏天，日本终于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7月，根据条约驻扎在中国城市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古老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日军在黑暗中打了几枪之后，在点名时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于是日军便以此为借口行使它在这个地区的“权利”。他们开到靠近卢沟桥的宛平城外，要求中国守军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城寻找这名士兵。在遭到中国守军司令的拒绝后，日军便炮轰宛平城。

7月底，日军已控制了整个京津地区，8月，日军进犯上海。第二次中日战争已不可逆转地全面展开。

但是征服中国证明是一件比日本预料的要困难得多的事。仅在上海，中国军队就以10比1之比在数量上超过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同时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派出了他的最精锐的部队来打这一仗。8月，当35，000名日本新兵企图在上海的码头登陆时，他们遭到了自7月以来的第一次大挫败。埋伏好的中国炮兵向日军开炮，炸死了好几百日军，包括良子皇后的表兄。在几个月的战斗中，中国军队极其英勇地保卫着这座城市。使日军极为懊恼的是，上海的战事进展缓慢，他们是一条街一条街、一道路障一道路障地攻下来的。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军方领导人不断吹嘘——并当真相信——日本可以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大陆，但当他们只在中国的一个城市的战事就从夏夭拖到秋天，又从秋天拖到冬天时，便彻底击碎了日军“速战速决”、轻易取胜的幻想。在这里，中国这个淳朴的、缺乏军事科学知识也没受过多少训练的民族，竭尽全力打击、遏制比他们强大的日本军队。当上海干11月最终沦陷时，日本皇军的心态举止趋于疯狂，据说许多人在向南京进军时渴望报复。

第二章恐怖的六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