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澳投降了，无条件投降，交出一切武器和军事设施，交出澳门管理权。所有葡军和文职人员作为战俘关进战俘营。

仗打的一边倒，打完了，拉架的来了，英国首当其冲，表示愿意调停。这时候葡萄牙总督也没了脾气，都进了战俘营，还说什么呀？要是英国人再不管了，自己和这几百性命闹不好就交代了。

陈腐萎靡的世界守护者总是激于道义，而激进活跃的社会开拓者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思进取，食古不化，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烂透了根基的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几年前的1861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就曾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

“怕、诈、蛮、蠢”一针见血的四个字，说尽了当时办理夷务的这些清朝官员和决策者的可悲可恨之处。盲目自大，粗鄙下作，如僧格林沁之冲动蛮干；敷衍推诿，自作聪明，如叶名琛不战不守不和；文无能，武无胆，如靖逆将军奕山让出广州；无知无谋，痴傻蠢笨，如耆英之黄埔、望厦签约。

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但是，如果失败只产生愤怒而不是发奋，这样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如果失败感到耻辱而不知道耻在何处，那才是真正的耻辱。战争结束以后，国人应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呢？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还是仅仅激于道义，痛斥那些侵略者？

遗憾的是，国人一提到这场鸦片战争的时候，似乎还在继续“激于道义”，并继续义愤填膺，幻化出瑰丽多姿的“关天培手刃英夷”、“三元里歼敌数百”之类的英雄场景，玩味自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幻想”，一种“悲歌”呢。

反观天朝，对此倒也没看出有多么的心疼。也是，后来甲午战争还割让台湾岛呢。南洋外藩替咱们打败了葡萄牙，还不紧忙着送上来？两广总督接到的上谕，居然是“怀仁抚慰，勿使怨尤，劝留原寓，永续睦邦……”并且“不能肆纵骄兵悍奴，为乱南洋，妄生事端，……”

一面准备去新加坡和葡印总督的代表开始马拉松谈判，一面安顿这边支应清廷。发函两广总督，宣称只要讨得公正审判，得到应有赔偿，南洋军就会撤走。

“还他***头，这事端咱生了，这乱吗，咱为了，我到看这帮鞑子头儿能怎么着？”郑老大的声音在总督官邸大厅里嗡嗡直响。

“清廷竟天真的以为，南洋会把澳门拱手奉还？哈哈！”贺总督翻看着一桌子葡澳高官们的配备，流光溢彩的佩剑、军刀，镶金柄的、嵌象牙的手枪，堆了一桌子，“别动！那是给根生留的。哎！那堆是四水提督的。你就不能别在我这打转转？”

“没良心的！要没我们海军……你就想着四水，你以为他到大炮台会素了？”

“你要这么说，港口里你收的东西，也让我过道手？”

“嘻嘻！我手下那帮兄弟不容易呀，我可还给泰安那小子了一批呦。咱俩谁跟谁，少不了你的。嘻嘻！”

“谁叫你是我老哥呢，你的早就留出来了，富源，快把郑提督带去看看，真要命。”

刘玉振在一旁看的哈哈直笑，“每回都闹得跟分赃似的。这些什么刀呀枪的，不感兴趣。”

“多新鲜呀！得了便宜卖乖，总督的私库都叫你扣了。再有，港口里那几十艘船、码头上的十一座仓库……”

“行了，要不这下面的是您来？”刘玉振笑着拦住话头。

“算了吧，我还有事呢。我们沙巴的那份可得叫泰安安排带走，还有文莱王的那份。”

“估计现在泰安已经装船了。你走的时候，我再给你凑点洋玩意作礼。”

“从现在来看，《南京条约》还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第二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英国人又巧取豪夺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从英国人刻意制造的陷阱看来，这次战争的实质并不在鸦片本身。”贺总督也并不只是盯着澳门。

“大清也算祸不单行，1842年12月，美国总统泰勒得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立刻派出众议员顾盛前往交涉，争取和英国一样的待遇。这美国人比英国人还要狡黠，他们甚至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英国人辛苦获得的同样成果，甚至更多。”对美国的出手，刘玉振连连赞叹。

“美国国务卿致顾盛的信里，有着如此交待：你应在一切场合中都要主张并坚持本国的平等和独立的原则。中国人往往把从别国来到帝国的人，说成是向皇帝的进贡者。这种观念可能是因为英国历次使节的阔绰排场而养成的。关于你的使节，如果中国有这一类的想法，你必须立刻声明你不是来进贡的，但不必大吹大擂，也毋庸责备他人；你的政腐并不向任何人进贡，也不期待任何人向他进贡；即使作为礼物的话，你的政腐既不送礼也不受礼。”刘玉振摇摇头，“这美国人很会拿捏分寸。玩外交比英国人还溜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