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船员也就留下继续服务，这些船员，欧亚都有，刚为自己可能失业而烦恼，转眼有了这么一个东家，全都想不到。双方竟成了朋友，办完过户手续后，兰芳宴请英国船主、华帮领袖，几方尽欢而散。

英商答应，自己在印度和英国都会帮助兰芳他们的。就坡下驴，马上请其在印度英国帮助联系船舶事宜。一旦有消息，马上可以过去详谈。船主帮助牵线，租的船也签了合同。为了表示感谢，又给了船主一笔酬劳，船主又是一番感谢，双方作别。

倒是有不少的英国飞剪船，但是没有马上要出售的，要不就是价钱不合适，只好暂时作罢。买的租的蒸汽船一并检查、修理，准备回航。

1862年3月，那位大包大揽为大清国购买军舰的亨利先生，携巨款从上海出发，他沿途大肆挥霍，还故意在香港滞留一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亨利反复向上海地方当局写信要钱，称美国发生内战，造船厂生意应接不暇，船价自然上涨，要杨坊等人追加银两，又从上海地方当局手中骗取白银60万两。之后，心满意足的亨利才不紧不慢地向美国进发，中途还停留在欧洲游山玩水，直到当年夏末才到达纽约。

和过去的历史不一样的是，与亨利同行的有几位在香港“巧遇”的兰芳国“商人”，已经和亨利称兄道弟。领头的一位不是刘玉振还能有谁？在来之前，就在总厅合计着在这笔卖中插上一脚，就是不能搞过来，也不能让那小子独吞了这笔飞来的横财。一到广州就联系眼线，知道了他的行踪，他一出发，刘玉振就带人缀上了。

此时，这边买下英国船的时候，在美国寻找飞剪船的消息还没有回来。

有了船，进货的事正式开始。在海峡殖民地，对于同样来自欧洲准殖民地的婆罗洲的客户，英商还算公道，面对相当不小的采购单，换哪位英商也得另眼相看。

兰芳的人提出的清单，完全是急需的机械制造类。审查英商提供的文件、报价之后，果然在新加坡的价格远比香港便宜，大家就对于在印度的船舶谈判很寄予希望。

中国的消息也回来了，这次兰芳在竹网龙堂国内关系的配合下，出手就是普通商户的十几倍的量，供货商对于这么大的客户当然不敢怠慢，没说的，折上折，几个代理都暗暗乍舌，大手笔果然油水大。

广州、槟城、马来半岛的货物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新加坡就接到了美国的电报，是好消息，家里也要加快进度了。

两艘船集合了，刘壬光帮助联系的一批机械设备、工具，以及一些洋布什么的，为其担保，只付了价格的六成，就起运了，余款待到达新加坡后支付。甲必丹刘壬光的担保，在马来亚那就是钱。

两艘船到达新加坡，补充了一些货，马上开赴香港，再转广州。怎么说也是洋轮，当然一切简化。

这时候，接到了消息，上次的英国船主来电了，说在印度帮助联系了两艘船，可以过来谈谈。

这里剩下的一切已经可以由其他人完成，贺公子带了几个人乘一艘郑老大的快船先回坤甸。马上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起航中国，一路西下印度。

那英国商人到真帮忙，联系了几个船主，带着兰芳的人看了一条又一条，两条快要淘汰的旧船，一大一小两条要转手的半新船到手。

竹网龙堂的人搞贸易可是高手，等兰芳的技术人员交了底，他们带着资料去谈判。

到了晚上，就回来了，合同签了。足足打了六五折，旧船就地整修，按三折算。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那两位商人的底儿，要去南亚和中国采购香料和茶叶，就定了个附加合同，为他们提供一批香料。后来才知道，江四水已经通过新加坡舰队的弟兄了解到了这商人的底儿。又和老朋友詹姆士舰长联系，为他们引荐介绍。

二人大喜，原以为从印度转进中国南亚会和同行有一番竞争，谁想到，在这里遇到了英国驻新加坡舰队的老朋友，竟然就能订到原产地的货。

双方达成了协议，就在顺塔交接。三位英商还缆下了提供机械制造设备和物资。有了詹姆士.易斯特舰长的托儿，两个英商还帮助在印度搞到了一批枪支弹药。

詹姆士.易斯特舰长还赠送了一批武器，说是为了帮助抵御荷兰人。这倒让贺公子怀疑这里面有英国政府，至少是殖民地总督的背景或者英“中国舰队”司令凯古柏的主意。

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先接了再说。就在新加坡最豪华的酒店，詹姆士.易斯特舰长做东，宴请交易双方。

席上，詹姆士.易斯特舰长无意间透露一个消息引起了贺公子的注意，6月7日的英国《泰晤士报》（Times）首次披露了这一计划，报道称正在普利茅斯（Plymouth）指挥Donegal舰的阿思本，将受命指挥一支中国舰队。

贺公子脑子里一亮，顺口搭音的聊起了阿思本和这个中国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