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四百年中，袍服一直作为礼服。《后汉书舆服志》：“乘舆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今下至贱更小史，皆通制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后逐渐发展成外衣的形制。《墨子公孟篇》所称：“缝衣博袍”，就是汉代所服的一种宽大的外衣之袍。在山东清孝堂山下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可见这种袍的形式。
东汉时有一种礼服称之为。是一种宽大的直裾长衣，卷四：“，江淮南楚谓之，自关而西谓之。”后汉书刘盆子传》李注：“帷谓之，亦谓之童容。”童容实际上是根据其宽博而下垂的形状得名的。《释名释衣服》：“，言其宏裕也。”其意相同。在西汉时已经出现，但当时还不被认为是正式的礼服。《史记武安侯列传》说田恬“衣入宫，不敬。”索隐：“谓非正朝衣，若妇人服也。”到西汉晚期，情况就有所变化。这时不拘男女，都可穿。《汉书隽不疑传》：“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蒠，衣黄。着黄帽，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到了东汉初，耿纯“与昆弟诉、宿、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奉迎刘秀时，“皆衣缣、绛衣。可见这时对的看法已有很大不同了。
履在古代服饰中虽不很显眼，但履的式样和质料也反映着人们的身份和地位。《释名释衣服》说：“履，礼也，饰足以为礼也。”履可以制作得很讲究。《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说：“景公为履，黄金之綦，饰以银，连以珠；良玉之，其长尺。”等级较低的履虽不用金綦，但也有花纹的布帛缘边。秦汉时，舄和履有一定的区别，《诗经豳风九袴》曰：“赤舄几几”，郑氏曰：“舄有三等，赤舄为上，冕服之舄。”庐陵李氏曰：“天子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履。”可见舄代表着较高的地位。另秦汉丝履为贵，麻、草履则表明地位低下，《中华古今注》中有云：“周文王以麻为之，名曰麻鞋。至秦以丝为之，令宫人侍从著之，庶人不可。”秦时多有着靴者，如秦俑坑中的骑兵俑一律穿靴，部分铠甲俑也穿靴。靴，是一种革履，本胡服，赵武灵王改革服制实行胡服时，中原始穿靴。又《韵会》说：“胡人履连胫谓之络缇”。秦俑坑武士俑所穿
的靴，筒高15厘米，似今天的短革幼皮靴，亦可称之为络缇。从秦俑坑出土现象可以看出，着靴的士兵俑并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而大部分将军俑和中下级军吏俑着履而没有着靴，这说明在秦代着靴并不反映人们的身份和地位，而主要是用于骑兵中。在咸阳杨家湾出土的汉兵马俑中，一军官俑的脚上穿着华丽的长筒靴，显然这长筒靴已是身份地位的标志了。这说明伴随着骑兵的进一步的发展，在汉代，着靴更为普遍了，而不同形制、不同装饰的靴子也逐渐成为礼制的象征，反映着人们的身份、地位。
三
在秦汉时期，冠饰及其相应的衣饰质料、式样和颜色在古代是明显的等级标志，而佩绶制度是区分等级尊卑的又一显著特征。《后汉书舆服志》有：“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癛，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癛，所以执事，礼之共也。故礼有其度，威仪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癛非兵旗，于是解去癛佩，留其系以为章表。癛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绶实际上是种丝绦，它的长度、绪头及颜色组合是官阶等级的主要标志。《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乘舆：黄赤绶，五采，黄赤缥绀淳黄圭，长二丈九尺，五百首。王赤绶，四采，赤黄缥绀淳赤圭，长二丈八尺，三百首。诸国贵人相国绿绶，三采，绿紫白淳绿圭，长二丈一尺，百四十首。将军紫绶，二采，紫白淳紫圭，长一丈七尺，百八十首。九卿中二千石，一云青绶。二千石，青绶，三采，青白红淳青圭，长一丈八尺，一百二十首。自青绶以上，皆长三尺二寸，舆绶同采，而首半之。……紫绶以上，绶之间得施玉环玦。千石六百石，黑绶，三采，青赤绀淳青圭，长丈六尺，八十首。四百丞尉、三百长相、二百石，皆黄绶，一采，淳黄青，长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绶以下，长三尺，绶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绀绶，一采，宛转缪织，圭长丈二尺。凡先合单纹为一扶，五扶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为一圭，首多者丝细，少者丝粗，皆广六寸。”秦陵铜车马御官俑所佩的环绶是秦绶的形象资料。此环绶铸为青铜质，与青铜御官俑的俑体连在一起。环外径3.7厘米，内径2厘米，在黄色的底色上(因锈蚀现已变成黄用白色绘着密布的谷粒纹，但能看出原物为玉质。玉环系于绶之间，绶于环的上端，长7厘米，宽0.8厘米，”上端折曲压于剑带下，系于革带上。绶系于环的下侧，折转上提，末端插入腰带上面的斜行衣襟下[7]。这种加环之绶表明了此御官俑的身份较高，应是紫绶以上即将军以上的职位。
汉初沿用了这种制度，并加以双印佩刀之饰。《后汉书舆服志》记：“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印一般系于绶的一端，放于衣内或衣侧的囊中。《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有：“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腰。”又《晋书舆服志》：“汉室着囊者，侧在腰间，或谓之旁囊，或谓之绶囊。然则以紫囊盛绶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时。”一般将印放于囊中，将绶垂于腹前，别人一看便知其身份地位；但如果把印和绶都塞在囊里，那就难以识别佩带者的身份了。《汉书朱买臣传》说他拜为会稽太守后，“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群吏于是大惊，挤在中庭拜谒。马王堆一号墓出有“妾辛”蜜印，印钮系有长丝带，只是丝带比较细小简陋。汉代有佩刀之制，而史料中多处提到佩剑之制。佩剑的风尚在春秋战国时就比较盛行，汉也多有佩剑。《晋书舆服志》说：“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后汉书舆服志》注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带剑。”而官阶地位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剑带和剑鞘的装饰上。
至孝明皇帝时，除了佩绶制度外，还增加了大佩制度。所谓大佩，就是用各种玉制配件组成的成串饰物。《后汉书舆服志》：“至考明皇帝，乃为大佩双玉瑛，皆为白玉。”这时玉饰在各地都屡有出土，它们的组合方法略有不同，一般上部为弯型的曲瑛，以联系小璧，中有方形、上刻齿道的琚瑀，旁有龙形的冲牙，并用五彩丝绳贯串，瑸珠点缀其间，下施彩。这种大佩多为祭祀、朝会等重要场合使用，日常家居则不能佩带。
四
秦汉时期，衣服的质地和颜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服饰礼仪的一种反映。在这方面，史料上比较零散，又缺乏实物资料，一直没有完整的认识。但从零星的资料中，也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秦汉时，主要以丝织品为贵，普通老百姓则穿布衣或粗麻织的褐衣。如荀子大略李注：“褐，织毛布之衣，贫者所服。”《中华今古注》中则有：秦时“三品以上绿袍深衣，皆心以绢为之。”汉代后期，随着丝织工艺不断提高，贵族的衣饰则更为讲究。《汉书江充传》：“充衣纱鄃禅衣。”颜注：“纱鄃，纺丝而织之。轻者为纱。皱者为鄃。”而奴婢则不许服丝织品，汉成帝永始四年明确下诏，禁止奴婢“被服绮鄃”。《后汉书明帝纪》李注引有：“乘舆刺绣，公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可见，汉代衣服质料所反映的等级则更为明显了。
秦汉时期的服色在史料中有些记载，但实物资料较少。秦自谓得水德，故衣服旗帜皆上黑。《后汉书舆服志》中也有记载：“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均玄。”《中华今古注》中又有：“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而此说与兵马俑的服色却不相符。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了上千件武士俑，从其残存的颜色来看，他们的服装五颜六色，没有统一的规定，也没有等级区分。服色的种类有朱红、枣红、粉红、深绿、粉绿、粉紫、暗紫、粉白、天蓝、褐等色，色彩艳丽，色调明快。一般士兵和地位低微的杂役俑，也穿有红色和绿色的衣服。袁宏的《后汉纪》中有另外一条记载：“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礼，周衰而其制渐微，至战国时，各为靡丽之服。秦有天下而收用之，上以供自尊，下以赐百官，而先王服章于是残毁矣”(转引至《东汉会要舆服。此说似可信。汉初仍实行此制，即所谓“汉初定，与民无禁”。注：“师古曰：国家不设车旗衣服之禁”(《西汉会要舆服，到汉成帝时规定，青绿色是一般庶民常服的服色；在官府服役的地位低下的人穿白衣(参见颜师。东汉明帝时，服饰礼仪方面有较大的变动。《后汉书舆服志》中明确写到：“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衣裳玄上下。”并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为装饰。而普通百官则是“均玄而从”。
五
总之，秦汉时期服饰礼仪的变化是反映在多方面的。这个时期也正是封建礼制逐渐形成的时期，由于从春秋战国之间开始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造成的结果，旧的一套制度摧毁了，新的封建制的服饰等级制度尚未完全确立。因而从战国到秦王朝至西汉初年，在衣服的颜色和质地方面表现了多样化，所谓“秦冠汉佩用舍无常”，也就是反映当时服饰礼仪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东汉时期，服饰礼仪制度逐步完善，无论是冠制、配绶和服饰的质地、颜色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为后代服饰礼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秦俑秦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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