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尊贵的大医生虽然对肺炎也是无能为力，却总是要下医嘱，作实验室检查。那一段时期，我们能将致病肺炎球菌作三十二种分类。当一个肺炎病人入院后，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实习医生总要被叫起来去做痰化验和肺炎球菌的分类。第二天医院查房时，我便走入人群，侯在外围。主任医生会转向总住院医生问，“痰检查是什么结果？”总住院医生再转向背后的助理住院医生，“痰检查是什么结果？”助理住院医生再转向我，这个实习医生，问道，“痰检查是什么结果？”我昏昏欲睡的回答，“四型肺炎球菌。”这个答案便又一层一层的往上转达，直至主任医生，他便会满意的点一下头。

有一天早晨，我再也站不下去了，出其不意的脱口而出：“你们都知道这肺炎球菌的分型了，接下去你们还会做什么？”他们都站在那里吃惊地看着我，为着这不耐烦，我就差没被大家从医院窗口里扔了出去。

假如我继续抱怨有恶心，那就会有我预想的情节发生：肠胃道专科医生将会被请来替我会诊。在他之前会有一个医学生，再一次地向我采集病史，然后作全面的体检，甚至会查腹股沟疝和做直肠检查，因为他必须学习。之后会来一位住院医生，必定是一位年轻姑娘，她会问相同的问题，而且甚至更个人化的问题，也会作比医学生更彻底的检查，也会

查我有无腹股沟疝。她会开医嘱重复做血，尿，心电图，部x光检查，虽然二周之前都已作过。另外她还会加做胃和大肠x光，护士会给我一个盛尿的器皿和三个小瓶子，让我收集各别三天的大便。最后这位大忙人，肠胃科专家才会出现。假如他不厌其烦的话，他还会重复整个病史和体检，假如实在太忙的话，他就会接受住院医生的报告。胃和肠道x光报告正常，片子就被搁在一边，但是有一个大便标本显示有血残迹，于是不管我是否吃过红，是否有过度的刷牙，或服过阿司匹林，使得这个非常敏感的实验呈现阳，这结果便被读成“出血”。好了，就像一个追捕着，这位医生有了线索，就将循着迹象追踪，绝不放弃。我会被要求做胃镜，直肠镜检查，我拒绝直肠镜检查，他们会坚持说这是对我好。“每一个六十五岁以上的人都必须做直肠镜检查以便早期探测结肠癌。”他们会对我如是说。

我不清楚他们之中或如我一样年龄的医生中会有多少人去志愿做直肠镜检查，不会很多，我敢肯定。

当所有试验结果都正常后，便会有一个普瓦式的（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议事会）议事过程。首先他们询问医学生的看法，医学生会说，“病人是个老人，但并不衰竭，可能有肝硬化，病人否认汹酒史，但汹酒者都是从不承认的。”然后住院医生发表意见，“病人的婚姻生活还正常，所以我想他的恶心不是功能的毛病。我检查的时候他的血压升高，我曾有过一个主诉恶心的病人，心脏病，心绞痛都应排除。但是病人已经七十岁了，我们不能过于自信。”

最后肠胃科医生会说，“我们已经在病人身上犯了个错误，如果他有主诉，那就可能是真的，因为他是一个医生。我们再也不能误诊了，和他谈一谈，要做个心脏动脉造影，肝脏扫描和肝脏针刺活检。”

他们和我商量，我自然说，“不”。我知道利害，冠状动脉造影通常来讲还算安全，但有千分之一的中风发生率或死亡率。肝脏活检则可能造成致命的出血。再说假如发现了什么，也不见得他们会因之而做些什么。我就像一九三o年代的肺炎病人，他们知道，但又能做什么？

因为我说“不”，他们会对我太太说，我很倔强，所以他们对可能的误诊不负责任。这一类的剧本，过去我都见过，只不过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而从不关心罢了。假如我有一个病人，他的行为举止像我一样的话，我可能会请他或她去另请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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