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她们能对准目标，我竭尽全力地坚持着，觉得有几下针刺，我就被标记好了。

现在轮到决定最大的而又不会灼伤我的线剂量，这个剂量是由计算机来决定的，掷骰子就此一次，假如x光治疗失败，再无重复的可能了。

所有做完后，我便可以做第一次的治疗了。

那个大眼睛转到了我的左边，房间里的灯熄灭了，大眼睛出一道光束集中在我颈部。技术员告诉我，我将单独留在这里，她们都要离开，x光有致命作用，她们将在铅屏风后面从电视荧幕上监看我是否移动。她们一面说一面奔出了房间。我听见喀哒一声和一阵呼呼声，这声音持续恰好三十秒。这是灯亮了，技术员回进来迅速地将大眼睛转到我的右边，又急匆匆的奔出去，灯又灭了，大眼睛出的光束又集中在我的颈部，又是一声喀哒和一阵呼呼声，我数了正好是三十秒钟。

第一次治疗结束了，她们帮助我从床上起来，我有点僵硬，但没有任何疼痛。

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由得细细回顾了那二个姑娘在讨论我身体结构时的那种冷漠和不近人情：“头颈，肩膀太宽”说这话时旁若无人，真是一种恶劣的医疗态度。对于这种态度我是熟悉的，虽然以前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在这一生我听见过这类无理的口：“一个僵死的的老头，一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婆，这破家伙在411房间......”

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带我去买一年一度的新衣服，是过犹太新年用的。母亲抱怨说夹克衫的领子有些不合适，那个售货员却说，“这不可能合适的，因为他的头颈太了。”母亲气的拉住我胳臂就往外走，我们再也没有到那家店去过，而且只要我还有记忆，这件事将永远留存在我脑中。

我有一个病人也有相似的经历。哈彩.贝森第一次来看我时是三十五岁，除了胖以外没有什么问题。她五尺三寸高，重155磅，我检查完之后唯一的建议便是减重。一星期之后她又回来了，要求我再替她磅体重。“贝森夫人，”我说，“为什么你不在家里自己磅呢？每次你到这里来是要收费的，不如你自己买个磅秤可以省不少钱。”“不”，她坚持说，“靠我自己减不了体重，只有你替我秤重，才有帮助。”

我同意了。“你的体重是154磅，”我告诉她。“不”，她却说：“151”。“你自己看着磅秤，是154。”“只有151。”她坚持说。这真把我恼火了，一个知识妇女怎么能如此蠢笨，“你再看看，难道你连这数字也不识？”她看了看解释说：“是只有151，你是把我的二个□都算进去了，但我没有算，它们重三磅，所以我把这秤上的数字减去了三。”“你怎么知道你□的重量？”“我用厨房磅秤秤过。”“那它们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吗？”“不是，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妈领我去看医生，我听见医生对她说，‘这小小的丫头，却有二个大□’，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把这□当作我身体的一部分了。”

有些滑稽，但那个医生在一个孩子面前是无心的讲了些蠢话，也许这又是一个我的专业同行在病人面前旁若无人的例子吧。

对哈彩.贝森来说，她的□只是小事一桩，而我的头颈在我一生中却再一次的成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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