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七十岁生日那天，我向医院提交了一分活体组织检查（活检）的申请报告。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这家医院里，我已做了四十多年的医生，我曾经是医疗部主任和同仁会主席；今年我的大儿子理查德成了同仁会的主席。在先前的岁月，我有过一万五千次像个国王似地走进专用的大门，按亮了通知电话接线员我已来上班的指示灯，而后便像一阵风似的边和身边的人道个早安，边走向标有“个人专用”的电梯。但今天完全不一样了，我是普通民众的一员，必须坐在大厅里等候工作人员的叫号。四十年来，哪怕我在这医院里只呆过一天吧，她还是要问我叫什么名字，中间名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生日和近亲的姓名，紧急情况时该通知谁，和，最重要的，医疗保险的承保公司。这些问题我听过何止上千遍，但今天其含义就完全不同了。“宗教”意味着你是否需要牧师？是否需要最终的宗教仪式？“近亲”意味着通知谁来搬运你的尸体？“保险承保者”则意味着谁来付帐？

在过去，我送去医院的病人从来没有被拒过。偶尔我也会接到营业事务办公室的电话，说这个病人没有保险，或这个病人是接受福利救济的，或这个病人保险额度已过，我都会满不在乎的回答；“明天我会和入院处商量”。我的病人就入院了，我有足够的威信去打破规矩。随着医院财务状况的变化和行政部门的新人进入，我的影响力退潮了。将来总有一天，除非是急症，我是无法让病人住院了。即使是现在，一个没有医生帮助的病人会发生什么事呢？急诊对

医院而言是小事一桩，但对病人而言就完全不一样了。

等待和填表打字花了几乎一个小时，特别令人厌烦。我刚做医生时认识一位大夫，他特别在乎钞票，他收病人住院时总是亲自办理病人的入院手续。他让秘书呆在一旁，又把病人引到另一个房间，自己又返回到住院处向办事员提供一切必需的资料。我还笑过他的小家子气，但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那些病人会愿意付给那医生可怕的费用了。

我走进接待室，我的双腿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喉咙，但我必须按医院的陋规陈钜，不能自己走入而被按在轮椅上。而后是一连串无礼的对待，他们拿走了我的全部衣服，给了我一件又瘦又小的病人服。我是个大块头，又高，又是桶状，试着将这件衣服套在头颈上，但短得连身体的重要部位都遮不住。衣服太紧了，后背又是开着的，我觉得像一个裸体的新生儿，突然陷入了无助之中。

躺在医院房间的床上也是一种新的体验。我曾有过几千次在这同样的房间里，但是以不同的姿态。那时我是指挥者，衣着整齐，笔挺站立着俯视躺在床上无助的病人。现在我就是那个病人，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尊严已被剥除，我不再是个头儿，我像一个婴儿一样被对待。

早晨已过，我开始安顿下来。护士拿着又一张纸进来要我签名，上面用细小的字母印着有关手术和麻醉风险的长长的法律文件。在接待室的办公桌上，我已签署了一份，那是为解脱医院的责任而备的，而这一份是保护外科医生和麻醉师的。为什么起初不放在一起签呢？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