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道自己的身份开始，我就有不会长命的觉悟。其实就算不管历史，也不需要太医诊断，这种糟糕之极的健康状态，谁能比用着这身体的我更清楚？心跳有时莫名其妙地忽快忽慢，有时就是坐着不动，也会有点晕眩的感觉。从醒过来数起已经两个多月，一次经期也没来过，当然不是因为怀孕。如果佟玉佳不是那种天生几个月才来经一次的人，那就是厌食症的后遗症了。以前就听说过，厌食症会让女人停经，还会对心脏和肠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就算以后再努力去养，大概也不会好得到哪里。只要感染个流感肺炎什么的，以这个时代的科技水平，废柴的我大概就会一命呜呼。空气传染的病毒这么多，即使再小心也没有用。有了这样的自觉，我早就自己留心，不想在这里留下太多牵挂，以免将来不得已要离开了，会太过伤心。

只是人心不是铁造的…何况他又那么刚好的，打在我的死上。

──我不知道，妈妈到底爱不爱我。

我的外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文革时被打成黑五类，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妈妈不愿提而不可考。总之妈妈当时只有十几岁，因为「活不下去」，所以就参加上山下乡，由北京到了广东雷州。以她的格，本不可能习惯那种艰苦的生活。当她接到父母的死讯，就下定决心跟几个同病相怜的朋友逃到香港。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偷渡，只要到了香港市区，就能拿到身份证。妈妈虽然只是高一程度学历，但以当时的人来说已经算是高学历，于是到了香港就找到一份文职工作。后来她认识了爸爸，以妈妈自己的话来说，爸爸虽不是大富大贵，但老实勤恳，收入不错，嫁了他就不用愁，于是廿二岁就嫁了他，全心做家庭主妇，第二年就生了我。

本来是很好的，妈妈也不是什么心头很高的女人，她无亲无故，一个女孩子孑然一身，想找个能提供安逸生活，又对自己不错的男人依靠，并没有什么不对。爸爸是技工，在那个工业高速发展的年代来说，蓝领比白领薪水高，收入足够让一家人生活得很不错了，所以我六岁前的生活是蛮不错的。

六岁那年，爸爸因为工业意外去世了，我的生活也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妈妈在爸爸死后也没有再出外工作了，原因除了她多年没有工作已和社会脱节，主要还是因为她是典型的好逸恶劳。就像当初她来到香港，明明做制衣女工比做文职赚的钱多，那时大部分女孩子都选当女工，她却嫌辛苦不肯干。当了这么多年主妇之后才要她重新工作，更加不可能。

其实，我想她更多的是不甘心──好不容易过了几年安稳生活，忽然又被打回原形。爸爸死后，她一点也没因为家里失去了经济支柱而省吃俭用。购物、上馆子、游玩一样不落，反而比以前花得还凶。爸爸留下的钱并不多，加上赔偿金，也花不了两年。钱花光了之后，我们就开始靠政府的综援金生活。

综援金不会让人没房住没饱饭吃，但也绝对是拮据的，需要很小心的花用才行。在这种环境下，妈妈的脾气越来越大，顺理成章的，她出气的对象就是我。她常常找借口把我又打又骂，尤其是看到我开心的时候。她老是骂我是个没用的废物、拖累，如果没有我，她随便就找到个男人改嫁了，也不用过这种日子。有时连借口也懒得找，夹头夹脑的就揍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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