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生所在的学校建在距离县城三里地的一片野地里，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一排青砖瓦房，没有院墙，没有宿舍，没有篮球场，房子的前面就是一片空地，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初春刚过，万物一片生机盎然，湿漉漉的野地里嫩绿的小草已经开始冒起了渐渐的绿叶，迎着暖暖的春凤。他深深地呼吸着早春的新鲜空气，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做大官，让爹和娘顿顿都能吃上窝窝头。

这所学校是后来的县一中，也是后来十年动乱中闹革命的先锋--风雷中学。他在这里断断续续整整生活了8年，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的清华大学，是嘎子沟第一个飞出土窝的金凤凰。五十年以后的一天，一个衣冠楚楚的老人走进了这所学校，那时学校里已经焕然一新，处处是崭新的楼房，一排排校舍和教学楼巍然挺立，地面和墙壁一尘不染，学生们各个笑逐颜开，幸福的灌溉着各种文化知识。他在学校里

慢慢来回走着，逗留了很久，看着这里熟悉而又陌生的一草一木，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当人们问起他的时候，他很自豪的说：“这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度过了最美好的少年时代，我很幸福！”

春生来到学校里，先到教导处办了入学手续，交了学费和学杂费，三年的学费一共是十二块五毛钱。然后和几个同学开始寻找可以安身的地方，他们一起住在了距离学校不到二里地一户老农的家里。这户老农家一共五间房子，三间青砖平房，两间土打的偏房，上面用高粱杆子蓬了个顶，顶上糊了一层薄薄的泥就算完事了。本来人家打算用来做厨房的，听说有钱收，就显然应允了，房租是每月一块五毛钱。几个人一起合租的话只需每个人几毛钱。屋子里没有床，也没有窗户，白天他们一起到学校上课，晚上的时候就回到这里休息，通常是打地铺，褥子的下面铺了一层厚厚的茅草，冬天也很暖和，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还是点着黑黑的洋油灯，一直学习到夜深人静。

春生刚到学校的时候给他刻骨铭心的记忆仍然是饥饿：食堂的饭总是不够吃，质量也很差，稀得能照出人影，去的晚的话早就被别人洗劫一空了。春生的脾气很好，不忍跟比他年纪小的同学抢饭，于是就饿着肚子上课，值得幸运的是每个星期一早晨，早自习老师作例行检查，让大家都把脑门扬起来让老师用食指按一下，有坑者即为浮肿，待遇是发给一张小票，可在这一周内的中午到学校食堂领到一铁勺煮黄豆。由于每个班浮肿的学生太多，票又有限，老师就捡那些浮肿严重的发票。谁都希望老师使劲按，更希望按下的坑不要很快的起来，因为这样才可以吃一周香喷喷的煮黄豆。61年秋天，有几个要好的同学都不幸运，每到中午吃饭时，眼巴巴的看着那些吃黄豆的同学。饥饿难耐又妒忌的他们就想到了那喷香的烧玉米，一声走！大家不约而同向七八里地外的郊区玉米地跑去。可刚点着火玉米的香味还没烧出来，就被看青的农民给抓住了。他用一根绳拴住每个人一只胳膊，牵着他们在小镇的街上游街示众……这件事在春生的心里替他们留下了深深的屈辱，每当他想起那一幕，整个心都在颤抖，大家那可是真饿啊。

由于学校的教学房还没有盖齐，所以决定让学生们实行勤工俭学，自己盖房，自己拉砖。白天要上课，就夜里干。凡参与拉砖者，每人发一个豆面窝头。为了吃上那一个豆面窝头，班上男同学一个不落地全都上阵了。拉砖要去15里之外的一个砖窑，一去一回得三四个小时，实际消耗，远远大于一个窝头所能提供的能量。尽管这样，大家还是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不图别的，就图吃窝头时的那种痛快。

第一天晚上加班，窝头是出发时发的。绝大多数人，窝头一领到手就狼吞虎咽地吃下肚去。也有的人舍不得，就装在兜里，等拉砖回来再吃。那些先吃为快的人，就嘲笑那些舍不得吃的人，说是“媳妇子心”，说是“妞儿样”。不幸的是，春生就属于后一种。这使他忽然想起了在家挨饿的爹娘。领到窝头以后舍不得吃，他觉得窝头吃到自己的肚子里那就是给糟蹋了，准备拿回去给爹娘尝尝，春生领到豆面窝头之后没有舍得吃，就把他装进了口袋里，跟着大家一起上路了。拉砖用的马车是从学校附近的生产队借来的。将一根木棍横绑在车辕上，由三个大个子同学驾辕，其余的在前面拉梢。由于绝大多数人窝头已经吃进肚里，心里不再存有什么希望，再加上去的时候是空车，于是就拼命地快跑，只盼着事情能早早结束。车到砖厂装车的时候，他抽了个空子去摸口袋里的窝头。这一摸愣在了那里：口袋里的窝头不知何时已不翼而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