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时候，奶奶69岁，她应该生于”快活的十年，”可快活的时代却没在她的性格发展上留下印记。她身材健硕，差不多6英尺高，能背起180磅的重物，不用猜她肯定是反对女人束腰的。她弯下腰，手掌能毫不费力地触到地面，还能把一袋80磅重的鸡饲料扛上肩头。她不把当地观念放在眼里，头发染成了红褐色。不戴顶帽子、不把浑身上下甚至牙齿收拾利落，她是不会去镇上玩纸牌的。奶奶喜欢各种不同的纸牌玩法。她觉得不喜欢玩牌的人，肯定是智力发育有问题。

奶奶嘴里总叼根点着的纸烟。她一天能抽60根。为省钱，奶奶把烟卷得很细，像织毛衣的针一样。夹在她肿胀的手指间，这些纤细精致的烟卷好像没有似的。

除此之外，她说话也简洁直率。爸爸的栗色轿车刚从院子开出，我们还在院前台阶上向他挥手道别，她便让我知道了。

”我们先把事情说在前面，”她跟我说，眼睛没离开正驶上公路的车子，”话我从不说两遍。要是你跟这儿的人一样，就会像个他妈的印第安人一样野。我的孙子孙女都不听话。你要长点脑子。我从不聊天扯淡，不听别人吹牛，也不瞎吹。你爸爸不乖的时候，我拿皮带抽他。我也肯定会抽你，明白吗？”

”明白。”我心里一沉。爸爸的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左右摇摆，消失在路的尽头。

”这些可恶的蚊子要把我活活吃了。”她拍着胳膊，”我进屋了。”

我跟在她身后。她穿双破球鞋，鞋带都没了。房里昏暗，半明半亮的光在每个房间都会改变形状。客厅拉着百叶窗，散发出酒窖般的潮气。幽暗的空中，有苍蝇在翻筋斗。还有些苍蝇拿自己子弹模样的身体”啪啪啪”地撞向窗格。